对在押嫌疑犯通信权缺失的思考

时间:2018-09-13 作者:博学论文网
  摘要:通信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只有具备正当化事由,才能予以限制。但是,我国刑事法规从当事人及辩护人两个角度,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进行直接与间接的双重限制。在对信件例行检查中,正当化事由的缺失,致使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处于虚置状态。在网络社会异地辩护成为常态,难以通过增加会见次数弥补通信的缺失的情况下,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保障问题日益凸显。例行检查原则背后特别权利关系理论的转变,以及看守所条例的修改,可能给“秘密为原则,检查为例外”的确立,正当化事由的明确,以及“拆而不阅”技术性措施的采用带来空间。
  
  关键词:在押犯罪嫌疑人; 通信权; 双重限制; 正当化事由;
  
  公民通信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宪法中予以确定,对于通信权的限制,宪法也规定了正当化的事由。1但是,宪法是根本大法,权利规定自然也显得宏观、抽象,只有在一般法本身之中,对权利的仔细界定才能最好地被完成。2因此,在宪法框架内,相关刑事法规应当对公民通信权限制的正当化事由予以具体化,以落实公民通信权利,保障公民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但是,相关法规不仅未对限制公民通信权的具体条件予以规范,甚至不顾正当事由的宪法指引,采取例行检查的方式对信件予以审查,致使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权处于虚置状态。对于通信难问题,实务界特别是辩护律师有所经历与体会,往往以增加会见次数的方式予以替代,从而容忍侵权事实的存在;在学界通信难问题也没引重视,研究论文数量很少,研究深度不够。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中,以及此后司法解释中,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规定仍然保持原状。甚至在2017年《看守所法》(征求意见稿)中的在押人员通信权规定也无大的变动。可以预见,网络社会中当异地辩护成为常态,会见需要付出更多时间与金钱成本的情况下,辩方对于通信权的抗争将日益显露,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落实必将提上日程。本文将梳理相关法规,考察通信权的实践运作,进行理论归类与分析,期望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推动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落实。
  
  一、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双重限制
  
  宪法赋予了公民的通信权利,并对权利限制的正当化事由作出了指引,即只能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3在押犯罪嫌疑人作为刑事追诉对象,通信权应依法受到限制,其限制的条件应在刑事诉讼法规中予以明确。基于此,相关刑事法规从当事人、辩护律师两个角度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利进行限制。值得说明的是,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与辩护律师通信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分别是其自身所固有的权利。辩护律师通信权的落实,并不意味着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实现。例如,辩护人可以给在押犯罪嫌疑人写信(有通信权),在押犯罪嫌疑人不能写信回复的情况下,则意味着律师通信权的残缺。4可见,辩护人通信权的行使与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落实息息相关,辩护人通信权的限制会间接影响当事人通信权的实现。假如辩护人不具有给在押犯罪嫌疑人写信的权利,无疑限制了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范围与功能。因此,以辩护人为主体的通信限制,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落实起到间接影响,笔者称之为“间接限制”;以在押犯罪嫌疑人为主体的通信限制,对通信权起到了直接作用,笔者称之为“直接限制”.
  
  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直接限制,主要规定在行政法规之中,国务院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下文简称“《条例》”)第28条规定了,在押犯罪嫌疑人与其近亲属通信的条件,即“必须经过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5第31条赋予了看守所信件检查的权限,并规定了信件扣押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没有规定看守所信件检查的条件,而规定了信件扣押的条件,即“有碍侦查、起诉、审判”.6该法第32条规定,公诉阶段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与辩护人通信的时间。7当然在押犯罪嫌疑人与辩护人通信仍然需要遵守“检查与扣押”条款的限制。1991年公安报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中对上述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了细化,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变化。8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第91条规定,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与其亲属通信,侦查阶段,应当经案件主管机关许可。9第97条规定,看守所对信件无条件限制的检查权,把信件扣留条件修改为“可能影响看守所安全的”.10通过上述法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截止目前,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无条件的检查,有碍侦查、起诉、审判的予以扣押”的直接限制的制度,在1990年颁布的《条例》中已经确立,目前仍然适用。
  
  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间接限制,主要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公检法办案规则之中,该类条款的特点是通过辩护人通信权的限制,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权利。所以,该类条款主要规定于“辩护与代理”章节。《刑事诉讼法》第37条对律师身份与其他身份的两类辩护人进行了区分,并赋予了不同通信权限,即辩护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通信,其他辩护人与嫌疑人的通信需要检察院、法院的审批。11在限制在文本上,主要体现在律师以外的辩护人与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需要经过审批。在随后出台的公、检、法刑事案件诉讼规则中,分别作出了与《刑事诉讼法》第37条相一致的规定。12
  
  综上所述,我国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限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进行双重限制,一是从当事人本人角度进行的直接限制,二是从辩护人角度进行的间接限制。第二,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利的“直接限制”规定在行政法规之中,“间接限制”规定在刑事法律之中。第三,在押犯罪嫌疑人与亲属通信需要批准,且只限于公诉阶段以后的诉讼阶段。第三,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无需批准,可以在侦查阶段等诉讼程序的整个过程与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第四,看守所对信件的均有检查权限,而且没有条件限制。(无论在押犯罪嫌疑人与亲属、辩护人通信,还是辩护人与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第五,看守所扣留信件的条件是:有碍侦查、起诉、审判的信件。
  
  二、信件例行检查中正当化事由的缺失
  
  通过上述法规的梳理,可以看出,无论从当事人角度,还是辩护人的角度,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的通信,均需接受看守所的检查。这种检查权限不是来自《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的规定,而是行政法规的授权,即《条例》的规定。《条例》对于信件检查,没有设置任何条件,对于扣留信件,设置了“有碍侦查、起诉、审判的”的条件。笔者称之为“信件的例行检查制度”,即无论在押人员来往信件的对象是谁、信件内容是否有疑问、检查是否有必要,均需通过看守所的检查。“有碍侦查、起诉、审判的”信件扣押条件,过于笼统,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突破了宪法规定的“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的检查条件。即使在201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仍然坚持看守所无条件的信件例行检查的制度。13
  
  在司法实践中,在押犯罪嫌疑人给亲属写信,均被告知,只能谈及家庭事务以及需要物品,不能涉及案情,如果涉及案情,均予以扣留。即使信件内容不涉及案情,仍有在押人员反映,所写信件不能送达亲属的情况经常发生。对于在押犯罪嫌疑人写给律师的信件,一般均于扣留,不予发送。2017年2月,笔者作为辩护人(在上海执业)在苏州代理了一起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被关押的苏州市第一看守所。鉴于路途较远,会见不便,便告知当事人可以给律师写信,并把律所的地址、电话留给当事人。再次见面时,当事人问及是否收到信件,我才知道寄出的信件根本没有送达。其实,案件早已进入公诉阶段,事实已经查清,证据已经固定,不具备影响“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任何因素。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信件被扣押,看守所没有给任何解释与说明。河南律师曹红星在博客中叙述了一个类似经历:曹律师办理了一个外地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千里之外的看守所。在第一次会见时曹律师便告诉犯罪嫌疑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与你通信。会见结束后,曹律师通过特快专递邮出了信件,信封上特别注明了寄信人的律师身份及所在律师事务所。14为了方便犯罪嫌疑人回信,并将贴足邮票的挂号信封及白纸一并邮寄。但最后信件却被完整无缺地退回来了。曹律师因此写了一篇文章:《律师可以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通信的法律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15可见,信件例行检查的正当化理由的缺失,扣押条件模糊,致使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处于无法保障的状态。在押犯罪嫌疑人与律师无法通信在司法实际中普遍存在。
  
  按照法理,在宪法规定了公民通信权限制的“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的正当性理由后,相关刑事法规应当在此理由范围内,对于可能存在“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的行为以及案件类型进行具体列举,以便权力机关对信件进行检查,以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通信秘密与通信自由。但是,我国相关法规中,无论是对辩护人通信权的规定,还是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利限制的规定,均没有明确信件检查的正当性理由;信件扣押的理由也脱离宪法规定的事由。从而使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无从落实。对于通信检查的正当事由内容设计,《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干预公民通信自由的正当化事由,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16该条把干预通信权利的正当化事由细化为三种情形:(1)争议的干预是否依法进行,即通信干预是否有国内法的授权。此方面的要求是授权干预的国内法必须具备实质上的可接近性与可预见性。也就是法律保留原则。(2)争议的干预是否属于公约第8条第2项所列举的正当化事由。(3)争议的干预是否为民主社会所必需,这是目的正当性与手段的比例性的结合,即要符合比例原则。17在涉及限制公民通信权的司法案件中,欧洲人权法院通常从上述标准对于限制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权力机构是否看对信件进行检阅、拦截或对通信数量予以限制。与此相对照,我国法规对于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限制,没有对宪法规定正当化事由进行具体化,甚至在行政法规中,完全没有顾忌宪法的规定,设立了无条件的例行检查制度,没有法律保留的立法约束,也没有执法过程中的比例限制。
  
  三、网络背景下通信权虚置的消极影响
  
  在刑事法规中,在“辩护与代理”的章节中,通过对律师通信权的规定,间接影响了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而且通信权与会见权并驾齐驱,并列规定。18面对会见难的问题,律师界进行了强烈的抗争,并得到了学界的支持。19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在立法与司法中的会见规范不断完善,20司法实际中会见难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有趣的是,通信难与会见难同时存在,对于通信难的问题,立法没有积极进展,通信权受限的实践状况也没有改善。常言道“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刑事司法一线的律师,应该深有体会。但是,律师界对通信难的反应并不强烈,此问题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即使通信难对律师与嫌疑人的交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律师通过会见方式可以替代通信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通信难的消极影响。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代理本地刑事案件,律师多去几次看守所,与当事人会见,就可以解决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问题。通信权的是否能够实现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现代社会人口的流动,通信网络的发展,使刑事辩护脱离了本地范围,律师的异地代理将成为常态。一方面律师的网络宣传超越本地执业范围,其影响可能涉及到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可能通过网络主动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律师,从而慕名而来,寻求异地辩护人。例如河南郑州市陈宁律师刑事辩护团队,通过微信公众号与喜马拉雅公益课聚集了全国各地的上万人气。通过这个网络,也促进了该团队刑事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展,典型例证是,2017年8月远在阜南县涉案当事人的亲属通过该网络,找到陈宁团队,寻求帮助。该团队代理了阜南县吕剑等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的案件。
  
  如果在千里之外代理案件,能够与在押人员通信,将大大提高律师与当事人的交流效率。2017年6月本人(上海律师)代理了一个安徽青年的故意杀人案件(案发地在温州),在押犯罪嫌疑人几乎每个月均要通过看守所电话要求会见。为了两个小时的会见,来回路途需要两天时间,车费、住宿费用近两千元,这些费用需要当事人亲属支付。而且,每次见面前要与其亲属联系,以便传达信息。本人也曾与当事人交代,可以给我写信,并留下律师的地址,但始终收不到当事人的信件。试想,如果当事人能够与律师、家属通信,在远程信件中完成交流任务,可以做到通过的及时性与充分性。
  
  从看守所的角度看,律师与当面当事人的交流的程序,一般是律师到达看守所,办理会见手续,看守所临时予以安排,如果在押人员不多,当时会见室够用,则可以满足律师会见的需要,完成会见的任务。但是在上海等地的看守所,关押人数多,律师介入案件的人数也相对多,会见室数量不足。浦东看守所就把一间房被分各割为几个部分,容纳几对律师与当事人会见。此种情况下,律师与当事人的交谈相互干扰,隐私难以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落实可以减少律师会见的次数,节省宝贵的司法资源。其实,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流,已经广泛采取了网络讯问的方式代替现场讯问。虽然,不敢奢望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进行远程网络会见,但是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落实不失为解决会见室数量不足的一个现实选择。
  
  更为严重的是,在无条件限制的例行检查下,通信内容的完全暴露。与人格尊严相关的通信权利,没有容身之地,侵害了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秘密的权利。为了避免尴尬情况出现,当事人与亲属的通信,只能限于需要衣物与钱款,甚至简化为索要物品的清单,亲属之间感情依赖与亲情联络无法通过信件来完成。脱离正当事由的信件扣押,则彻底切断了当事人与外界的信件联系,直接侵害了当事人通信自由的权利。通信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而受到行政法规的无端限制,以至于无法落实、无法救济的地步。当事人面对受损通信权利,只能是无奈的叹息。这是对宪法尊严的损害, 也给法治社会的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
  
  四、特别权力关系转变中正当化事由的落实
  
  我国法规及其司法实践对于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例行检查,可以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来解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对特定形式的通信予以限制本身就是监禁措施的内在特性与应有之义。因而,对被拘禁者通信进行控制通常是允许的,控制手段不被视为对被拘禁者通信权的干预,而没有干预,自然也就不会衍生出干预的正当化事由问题。早期欧洲人权法院也持此态度。21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强调国家权力行使的便利性,而没有顾忌当事人通信权利的保障,没有做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不利于当事人的人权保障,目前已被欧洲人权法院扬弃,在 Golder v.U.K.案中,22该院明确表示,被拘禁者与外界的通讯(通信) 自由属于《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保障的私人生活领域,过去所谓的权利内在限制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此,即便是被拘禁者,也享有通讯自由的权利。所以,任何国家机关对被拘禁者的通讯实施的监察,必须具有正当理由。23
  
  通信权的例行检查不符合现代人权保障理论,不利于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保障。尤其是在网络社会环境中,例行检查制度妨碍了在押犯罪嫌疑人对外的必要交流,也阻止了辩护人与被关押着信件沟通,必将带来更多冲突与矛盾。那么,如何落实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权呢?在立法方面,《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款,从律师辩护权的视角,规定了律师会见权与通信权。第37条第2、3、4款均只对会见权进行了细化规定,使得会见权于法有据,予以落实。但是,该条并未对通信权作出类似的详细规定,更未对律师行使通信权的例外情形进行排除。因此,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在2017年的两会上提出《关于完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有关律师通信权的提案》,主张修改《刑事诉讼法》第37条,对通信权进行细化,以防止司法工作人员随意阻碍或干预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通信的行为,保障律师与在押人员的通信权。24毫无疑问,通过全国人大修改基本法律,落实通信权,是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有效途径。但是,基本法律的修改,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形成共识,大力推动,目前尚不具备此条件,可以说增加刑事诉讼法中的通信条款,则难度较大,一时难以实现。但我们可以把修改刑事诉讼法,细化通信权,作为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远景目标,作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信件例行检查制度是在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国务院52号令)中确立的,该制度是限制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根据。或许是历史的巧合,201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公布,为在押人员通信权限制的正当事由的确立提供了机会。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提出对该法第五章第三节通信部分的内容进行修改,推定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的完善。
  
  首先,确立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秘密为原则,检查为例外”的原则。其理由是通信是当事人与律师交流的延伸,律师阅读书信上所记载的文字内容,进而掌握案件事实,在功能上可以等同于当事人对其辩护人直接作口头陈述。通信权的有效展开需要当事人与辩护人之间的良性互动,更需要国家公权力机构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会见制度上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秘密为原则,监听为例外”情况下,对通信权的审查适用同样的规则,具有同样的道理。
  
  其次,明确列举限制通信的正当事由,并作为检查的标准。为了保持立法的一致性,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权的限制条件,把侦查期间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作为设置通信批准的案件类型。25另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对在押犯罪嫌疑人会通信可予以检查:(1)同案犯罪嫌疑人在逃,可能串供的。(2)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的。(3)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4)有事实表明存在毁灭、伪造证据或者危害证人人身安全可能的。上述排除性事由,必需有证据予以证明,才能对信件进行检查,如果发现信件中有上述信息,可以依法予以扣留。
  
  再次,对于信封中可能隐藏其他物品的,可以采取“拆而不阅”技术措施。26此措施把通信限制手段分为“开拆信封”与“阅览内容”两个步骤。第一步“开拆信封”,是在看守所有理由相信信件内可能夹带着不法的附带物品,并以常规检测手段难以探知的情况下,为排查不法附带物品而开拆信件;第二步“不阅内容”,是在开拆信件的前提下,开拆人不得阅读信件内容。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信件内容的私密性。此时信件如同当事人与律师面对面会见一样,具有信赖及秘密的特性。如何落实“拆而不阅”措施呢?欧洲国家实践做法是,看守警官当着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面开拆信件,即时转交当事人,从而达到不阅信件内容之效果。
  
  五、结语
  
  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权,虽与会见权规定在同一法条之中,但在法条数量,制度完善程度,以及权利保障方面,都与会见权存在较大的差距。律师在实践中遇到通信难问题,试图通过增加会见次数予以替代的方式,在网络社会、异地辩护的情况下可能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学界对此也缺乏深入研究,远未成形强大的舆论氛围,来推动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利的完善。本文只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当事人的角度对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权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思考,希望引起实务界人士的反应,引起更多学者,从更多角度的关注在押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权。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进一步推动通信权制度发展。当然,本文的探讨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不成熟之处,还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愿我们加强交流,为推进在押人员的通信制度的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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