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大地》中译本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的差异

时间:2018-09-11 作者:博学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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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是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题材作品。以中国形象的建构为视角, 从愚昧无知的中国农民形象、匪盗猖獗的野蛮中国形象、原始落后的封建中国形象这三方面, 通过文本分析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三个《大地》中译本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的差异, 可以比较三者对源文本当中的美国东方主义所采取的策略有何不同。中译者们基于不同的利益、认知与期望, 对“中华民族”“中国”应有的形貌产生了差异悬殊的想象方式, 对民族的表述与叙事各有不同, 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对源文本的美国东方主义分别采取了抵制、协调、强化策略, 在译本中建构了完全不同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赛珍珠; 《大地》; 汉译; 美国东方主义; 中国形象;
  
  赛珍珠是20世纪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重要而独特的人物。1938年, 她主要凭借《大地》对中国形象的成功塑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题材作品, 也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描写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1]155.赛珍珠也因此被誉为“自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2].“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大地》那样具有广泛影响。几乎可以说, 赛珍珠为整整一代美国人‘创造’了中国。”[1]155《大地》在美国的中国形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中国形象向积极、肯定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3]151.以《大地》的出版为标志, 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想象中国, 中国不再是陌生、原始、野蛮、异域的国度, 而是受美国保护、监护的弱者, 是美国利用其进步的民主、道德、文化进行改造、“拯救”的对象。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 赛珍珠与《大地》成了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出现了翻译介绍赛珍珠作品的高潮, 即“赛珍珠热”.她的大部分中国题材作品均被译成中文, 甚至在她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还出现了抢译其小说《爱国者》的现象。各种期刊、杂志刊登了大量评介赛珍珠的文章, 大家褒贬不一, 争论的焦点是《大地》描述的中国形象是否真实 (1) .甚至鲁迅、茅盾、巴金、叶公超等文化名人也加入论战, 使得这场争论更趋白热化。《大地》是赛珍珠在中国译介最多的作品。据笔者考查, 这一时期共有六个不同的《大地》中译本, 其中三个全译本, 三个编译 (节译) 本 (2) .全译本如下: (1) 1932年, 当时中国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第29卷第1-8号刊出了宜闲 (胡仲持笔名) 翻译的《大地》, 1933年胡仲持的译文集结成书, 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至1949年共发行12版之多, 是该时期受欢迎的译本; (2) 1933年, 北平志远书店推出了张万里、张铁笙合译本 (上、下册) ; (3) 1936年、1948年上海启明书局与古今书店分别出版了《大地》由稚吾译本, 期间, 该译本1945年曾改署罗致, 由重庆新中国书局再版。本文选取三个全译本进行比较分析, 以下简称胡译、张译与由译。
  
  鉴于《大地》的中国形象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广泛影响力, 及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所引发的激烈争议, 本文以中国形象的建构为视角, 考察三个译本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的差异, 分析三译本对源文本的美国东方主义所采取的策略有何不同, 并尝试解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为研究方便起见, 本文将《大地》的中国形象分解为愚昧无知的中国农民形象、匪盗猖獗的野蛮中国形象、原始落后的封建中国形象这三方面, 选取典型译例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
  
  一、《大地》中译本对中国农民形象的翻译
  
  首先我们来看三译本对中国农民形象的刻画。《大地》对中国农村社会、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生动描绘。王龙是小说的主角, 是小说着力刻画的中国农民的代表。《大地》虽然对以王龙为代表的中国农民进行了人性化描写---王龙具有勤劳、善良、顽强不屈、热爱土地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大地》并未完全摆脱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桎梏。赛珍珠从白人的优越性出发, 将中国农民置于与西方人完全对立的“他者”位置:中国农民封建、愚昧、盲目无知、懒惰、贪婪、势利, 他们始终生活在自己狭小、封闭的世界中, 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革命”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等变化充耳不闻。《大地》有关中国农民的描述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 中国农民始终是先进、文明、高尚的西方“审视”的对象, 需要西方文明对其进行改造。本节试以三译本对王龙愚昧无知描写的翻译, 来说明三译本对中国农民形象的不同处理方式。
  
  王龙的愚昧无知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知。《大地》第12、14、32、34章出现了多处爱国青年或王龙的儿孙向他宣传中国革命的场景, 王龙对此不是置若罔闻, 便是答非所问, 其愚拙与无知暴露无遗。试看第12章逃荒到南方大城市的王龙见到年轻人进行爱国演讲的场景:
  
  …and the young man said that China must have a revolution and must rise against the hated foreigners, Wang Lung was alarmed and slunk away, feeling that he was the foreigner against whom the young man spoke with such passion.And when on another day he heard another young man speaking for this city was full of young men speaking and he said at his street corner that the people of China must unite and must educate themselves in these times, it did not occur to Wang Lung that anyonaking to him[4]63.
  
  由译:
  
  那年青人说, 中国必需有一次革命, 必需要排外, 那时候王龙以为自己便是外国人, 不禁心里一慌, 便悄悄地溜走了[5]57.
  
  胡译:
  
  那年青人说, 中国必须来一个革命, 必须起来反对可憎的外国人, 那时候, 王龙觉着自己便是那年青人的气昂昂的话语里所反对的外国人, 不禁心里一慌, 便悄悄地溜掉了。又有一天, 他又听得一个年青人讲着---原来这城市里满是演讲着的年青人---那人在街角说, 现今时候, 中国人必须联合起来, 必须注重教育, 那时王龙也没有觉到那人正对他讲着[6]97-98.
  
  张译:
  
  那青年人说, 中国必须有一次革命, 必须起来反对可恶的外国人。王龙便吃惊地偷着走开, 觉着自己就正是那青年人所说要反对的外国人。当另外的一天, 他又听见另一个青年人演说---原来在这个城市里, 是充满青年人演说---他在那街上一个拐角的地方说, 在这个时候, 中国人必须大联合起来, 他们必须受教育, 王龙没有想到, 那人是正向他说着[7]142-143.
  
  原文记叙了两位青年向王龙宣传革命与爱国的情景。胡译与张译将二者的宣传保留, 由译则只保留了前一场景, 将后一场景完全删除未译。这是因为, 由译的译者由稚吾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 (1) , 在他看来, 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中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阿Q那样的奴性形象, 他们已成长为阶级觉悟高、反抗性强、有组织性、有革命性的革命英雄, 他们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因此, 《大地》此处所描述的王龙对中国革命的愚昧与麻木是左翼人士无法接受的。例如, 胡风曾这样批评《大地》对中国革命的忽视, “几十年来中华民族为了求解放的挣扎, 在这里不但看不到正确的理解……几十年来的历史波澜, 这里面的根源和表现, 努力和悲剧, 在本书里得不到投射”[8].因此由译才会将第二场景完全删除。此外, 就第一场景的翻译而言, 由译与其他两译本还有一处较大差异:由译将“must rise against the hated foreigners”译为“必需要排外”, 与胡译、张译的“必须起来反对可憎/可恶的外国人”相比, “必需要排外”所体现的反抗外敌入侵的决心更大, 由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爱国青年的革命热情。由译受左翼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方面大大弱化了王龙的愚昧无知, 另一方面强化了爱国青年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
  
  胡译与张译将二位青年的宣传保留, 这是因为其译者也认为中国农民有愚昧落后之处:胡仲持曾这样批评所谓的“高等华人”的“通弊”---“不愿意外国人知道我们大多数平民的穷苦和愚昧”, 并认为这没有什么“丢脸”的[9];在张译的两位译者看来, “贫穷, 愚拙, 盲目……仍旧主宰着我们的社会”[10].胡译与张译基本译出了原文的内容, 但两者对第二个场景最后一句的处理稍有不同。原文“it did not occur to Wang Lung that anyone was speaking to him”表示王龙没有想到青年是在向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进行爱国宣传, 王龙身为中国人, 理应对此有所反应, 但他却以为青年根本不是在和他说话, 由此可见王龙真是愚拙落后之极。张译“王龙没有想到, 那人是正向他说着”忠实传达了原文的意义, 而且它将原文的长句一分为二变为两个短句, 语气更为强烈, 由此体现的王龙的愚昧无知也稍有加强。胡译“那时王龙也没有觉到那人正对他讲着”沿用了原文的长句, 且其“没有觉到”在表现王龙的感受上与原文的“it did not occur to”有一定差别。“没有觉到”是说王龙“没有意识到”, 表明王龙只是在第一感觉、表面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也许他的深层意识中或仔细思考后他会发现自己是爱国青年宣传的对象;而“it did not occur to”是说王龙“没有想到”, 表明王龙在深层意识中或仔细思考后还是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因此, 胡译所体现的王龙的愚昧无知稍有减弱。
  
  概言之, 由译所表现的中国农民, 基本过滤掉了源文本所描绘的中国农民对革命与抵抗外敌入侵的愚昧无知;胡译则淡化了中国农民对革命的愚昧无知;张译则强化了源文本对中国农民落后特征的描写。三个译本对中国农民的不同刻画, 体现了它们对“中国”“中华民族”的不同想象与期待, 表达了中译者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重建民族的不同诉求。
  
  二、《大地》中译本对野蛮中国形象的处理
  
  《大地》所表现的中国人大多是野蛮而残忍的, 中国则强盗土匪众多、杀人掳人之事随处可见。《大地》对中国人的野蛮残忍以及中国匪祸的刻意突出表现, 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文明与野蛮”是东方主义惯用的价值观, 西方是文明的、仁慈的, 东方是野蛮的、残忍的、半开化的。野蛮残忍的东方需要文明仁慈的西方文化的教化、改造与拯救。《大地》中盗匪如麻的中国正是西方野蛮的“他者”.那么, 三译本如何呈现野蛮中国形象呢?本文试以第23章王龙叔父所在的西北土匪的惨无人道在三者中的表现为例进行说明:
  
  Now these things, the red beard and the red length of cloth were sign and symbol of a band of robbers who lived and marauded toward the northwest, and many houses had they burned and women they had carried away, and good farmers they had bound with ropes to the threshold of their own houses and men found them there the next day, raving mad if they lived and burnt and crisp as roasted meat if they were dead[4]133.
  
  由译:
  
  原来红胡子和红布, 是在西北一带一帮土匪的标记, 他们是曾经烧房屋, 掳妇女, 绑有钱的农人的[5]119.
  
  胡译:
  
  原来红胡子和红布这两件东西, 是在西北一带抢掠的一帮土匪的标记, 他们是曾经烧房屋, 掳妇女, 绑有钱的农人的[6]212.
  
  张译:
  
  原来这些东西, 红胡子和红布条, 是在西北一带杀人放火一帮土匪的标号, 他们曾烧过许多房子, 掳掠过许多妇女, 并且把许多的良民农人绑在他们的门坎上一昼一夜, 活着的便吓疯了, 死的便被他们烧掉或是烹着当肉吃了[7]309-310.
  
  原文描述了西北土匪的凶残, 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段描述大致包含两部分:前半部分概述土匪的恶行---在西北一带抢劫、烧房屋、掳妇女;后半部分则详述土匪对无辜农民所施的暴行。三译本都基本忠实译出了前半部分, 但对后半部分的处理方式则很不一样。由译、胡译对后半部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 大大弱化了土匪的残暴:一方面, 有关土匪对无辜农民所施暴行的详细描写被删减成短短的几个字“绑有钱的农人”;另一方面, 通过将“good farmers”改写为“有钱的农人”, 原文中有关土匪逢人便抢, 就连无辜乡民也不放过的描述, 被置换为土匪仅抢“有钱的农人”.此外, 由译与胡译对“who lived and marauded toward the northwest”的译法稍有不同, 由译将其中的“marauded”删除未译, 与胡译相比, 由译所表现的土匪的凶残程度可以说更低。
  
  张译则强化了土匪的残暴:首先, 它将“marauded”改译、明晰化为“杀人放火”, 原文只说这些土匪在西北一带抢劫或劫掠, 张译的“杀人放火”则将他们表现得更为残忍;其次, 张译“他们曾烧过许多房子, 掳掠过许多妇女, 并且把许多的良民农人……”, 连续三次并列使用“许多”, 突出、强化了土匪烧抢房屋与乡农数量之多;最后, “burnt and crisp as roasted meat if they were dead”被译为“死的便被他们烧掉或是烹着当肉吃了”, 乡农被土匪吊起来烧死的描述被改写为土匪吃人肉, 其表现的土匪在整体效果上较原文更为残忍。
  
  因此, 就译文所表现的土匪的残忍程度而言, 由译将之大大弱化, 胡译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弱化, 张译则强化了土匪的野蛮残忍。三译本分别对源文本的美国东方主义采取了抵制、协调、强化的态度, 在译文中建构了不同的中国形象。
  
  三、《大地》中译本对封建中国形象的翻译
  
  《大地》塑造了一个父权制统治下的封建中国形象。“它 (《大地》) 的结构是以劫掠为人生转形的枢纽, 它的主要人物是反映出父系家长制下的土地占有欲和女性的绝对服从心。”[11]在《大地》封闭、落后、愚昧的封建农村社会里, 人们抽鸦片、男的留长辫、女的裹小脚;“三纲五常”是中国人的道德准则;“三从四德”是女性必须遵守的礼教;男尊女卑, 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与传宗接代的工具。正如吉原真里所论述的, “通过不断强调父权制的两性关系与家庭结构是构成中国人生活的中心要素, 《大地》使父权制---它显然在西方社会也同样存在---成为将中国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的‘中国特性' (Chineseness) 的标志”[3]165.这就是说, 通过描绘一个完全由父权制统治的中国形象, 《大地》将父权制作为东西方的根本区别之一, 从而强化了美国东方主义。本节选取男尊女卑、抽鸦片两种封建习俗进行具体阐释。
  
  (一) 男尊女卑
  
  《大地》刻画了一个父权制的中国封建社会, 男尊女卑、夫为妻纲是主导这个社会两性关系的准则。阿兰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村妇女的典型。阿兰性格中虽然有积极的一面, 她任劳任怨、勤俭节约、谦逊忠实、坚韧不屈, 但她也有消极的一面。伍蠡甫就曾评论, “她 (阿兰) 一生都是奴性的妥协、退让, 代表人世的懦弱卑污”[11].从结婚第一天开始, 阿兰在王龙面前始终谦卑恭敬、逆来顺受、小心翼翼。即使后来王龙为了讨好小妾荷花抢走她仅有的两颗珍珠、娶小妾, 她也逆来顺受。和阿兰相比, 荷花虽然从王龙那里得到了更多疼爱与怜惜, 王龙也一度对她言听计从, 但是, 荷花与阿兰同样都只是王龙的附属品、工具, 前者是他发泄性欲的工具, 而后者则是他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荷花嫁给王龙, 动机固然和阿兰一样, 为要解决自身的生存, 而王龙娶她, 也仿佛娶阿兰时的用心。”[11]
  
  对于源文本中有关女性地位卑微、男尊女卑的描述, 由译通过删减等方式大大提升了中国女性地位, 胡译则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张译的处理方式则不同。张译认为, “……娶姨太太, 生小孩子的观念……牢牢地抓住每个农民的思想意识……”[10]也就是说, 在他们看来, 中国农民 (男性) 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是娶妻子或姨太太以便为其生儿子传宗接代, 姨太太则如物品一样, 是中国男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因此, 张译不但保留, 甚至还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刻画。试看三译本如何处理第22章有关荷花与阿兰从属地位的概述:
  
  So these two women took their place in his house:Lotus for his toy and his pleasure and to satisfy his delight in beauty and in smallness and in the joy of her pure sex, and O-lan for his woman of work and the mother who had borne his sons and who kept his house and fed him and his father and his children[4]124.
  
  由译:
  
  于是在他家里的这两个女人, 各有各的地位了:荷花是当作他的玩物, 阿兰呢, 当作他的女工, 当作一家的母亲, 她管着家, 做饭给大伙儿吃[5]112.
  
  胡译:
  
  于是这两个女人在他家里各有各的地位了:荷花是当作他的玩意儿, 使他对于美, 对于小巧, 对于她那纯粹性的乐趣这种种, 欣赏个满足;阿兰呢, 当作他的女工, 当作一家的母亲, 她已经生了他的儿子们, 她管着家, 做饭给他和他的父亲, 他的孩子们吃[6]197.
  
  张译:
  
  这样, 这两个女人便都在这家里住下了:荷花作着他的玩具, 供他取乐, 满足他爱好娇美和性的愉快;娥兰呢, 是给他做活计的老婆, 是他孩子们的母亲, 管着操理家务, 给他和他父亲及两个孩子调理饮食[7]288.
  
  首先我们来看荷花的地位。荷花是王龙的玩具, 满足他对于美、女性娇小身材与性的需求。三译本均忠实表现了原文对于荷花地位的定位---“toy”.但由译将有关荷花为王龙提供各种需求的露骨描写全部删除, 这样它一方面淡化了原文中国人旺盛性欲的描写, 另一方面原文中荷花作为“性工具”的地位亦稍有提升。其他两个译本基本保留了这一露骨描写, 但它们对“for…his pleasure”的处理不同:胡译“使他对于……欣赏个满足”, 用“欣赏”这个褒义词来表达王龙对荷花的“美”“小巧”与“性”的需求, 美化了王龙对荷花的态度, 从而提升了荷花在王龙心目中的地位;相反, 张译“供他取乐”则进一步强化了荷花只是王龙的玩具与供他取乐的对象, 加强了荷花的附属品地位。概言之, 由译、胡译通过删减、改写等策略, 提升了中国女性的地位, 而张译则更强化了中国女性地位的卑微。
  
  (二) 抽鸦片
  
  接下来看有关中国人吸鸦片的描写。由译大量删减了这类描写, 例如第30章王龙婶母吸鸦片, 以及因此面黄肌瘦的描写, 由译均大量删除。胡译部分删改了小说关于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描写, 例如第33章中王龙家一个佃户因吸鸦片没有好好种地的描述, 被改写为“这个那个佃户到年底非调换不可”[6]312.张译基本保留鸦片描写。本文重点分析第1章王龙第一次去地主黄家见到黄太太在大厅抽鸦片的情形:
  
  She looked at him out of small, sharp, black eyes, as sunken and sharp as a monkey's eyes in her thin and wrinkled face.The skin of her hand that held the pipe's end was stretched over her little bones as smooth and as yellow as the gilt upon an idol[4]12.
  
  由译:
  
  她向他细看了一下[5]8.
  
  胡译:
  
  她那打皱的瘦脸上沉鸷而细尖的眼睛向他细看了一下[6]15.
  
  张译:
  
  她从她那打了皱纹的瘦脸上, 像猿猴似的细小尖锐而且黑的眼睛看他了一眼, 她那拿着烟枪的手的皮肤, 附在她那瘦的骨头上, 光滑而又黄的像泥人身上镀的金似的……[7]22
  
  原文详细描述了地主婆黄太太因长期吸食鸦片, 眼睛凹陷、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 这是典型的“鸦片烟鬼”的神情与外貌。由译完全删除了这一描写。胡译则仅用一句话简单概括了黄太太的面貌---“打皱的瘦脸”“沉鸷而细尖的眼睛”, 基本上看不出鸦片对黄太太身体的侵蚀与危害, “沈鸷”一词反而突出了她目光的锐利。张译则基本保留了原文有关鸦片对黄太太身体情况的详细描述。
  
  从以上译例分析可以看出, 源文本所描述的父权制统治下的封建中国形象, 在三译本中有不同的表现。译者由稚吾认为, “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的神秘, 被暴露了一部分……但说起暴露来, 有些地方又暴露得过火, 失去真实……这些地方, 便是译者节删的主要一部分”[12].因此, 由译对源文本有关中国父权社会各种封建习俗、伦理道德采取完全抵制的态度, 彻底删除了相关描写, 大大弱化了对中国社会男尊女卑、封建落后的描述。译者胡仲持则认为, “也许因为力求迎合美国的大众趣味的缘故吧, 作者 (赛珍珠) 对于中国旧礼教却未免刻画的太过分”[13].故胡译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这类描写, 在翻译过程中与之进行协商, 对此进行了选择性删减, 所体现的中国父权社会的落后、封建程度较源文本更低一些。张译完全认同赛珍珠对中国的描述, “我们所以要译它, 为因乃是它毫无隐晦地表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型, 和一般农民的思想”[10], 认为中国社会与民众就如赛珍珠描写的那般封建、落后, 因而几乎完全保留了封建习俗的描写。
  
  四、结语
  
  综合以上译例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对于《大地》源文本中国形象的各种东方主义表现, 20世纪30年代的三个中译本分别采取了抵制、协调、强化策略, 使得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在三译本中有完全不一样的呈现。译者由稚吾受左翼文化思潮影响, 完全抵制赛珍珠所代表的“帝国主义”, 因而其译文排斥了源文本的东方主义话语, 根据译者个人对“中国”“中华民族”的想象与期待彻底“改造”了源文本的中国形象。译者胡仲持受其中西文化调和折中思想的影响 (1) , 部分认同赛珍珠对中国的解读, 在翻译中不断与源文本的东方主义话语协商、角力, 部分保留了源文本的东方主义描述, 同时根据译者个人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 对源文本的中国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张译的两位译者推崇西方文化, 完全认同赛珍珠对中国的描述 (2) , 因而其译文明显强化了源文本的东方主义话语, 从而强化了源文本东方主义的中国形象。
  
  同一时期中国语境中的三个《大地》中译本, 为何建构的中国形象会如此不同呢?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20世纪中国历史上, 在晚清、五四、30年代、五六十年代、80年代等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关键时期, 文学、艺术领域均涌现了大量的“中国形象”书写, 作家、诗人、艺术家、翻译家们从不同角度去书写、想象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使“天朝上国”的中国形象遭受致命打击以来, 如何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重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新形象成了现代中国人为之竞相探索的世纪工程。作为这项探索工程的一部分, 20世纪中国文学自觉地承担起一个使命:以巨大的激情与丰富的想象力去重建中国形象。对中国形象的反复寻找、表述或者重建, 成了一个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纪性传统与主题 (3) .如果说“汉语的写作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取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联系”[14]212, 那么译入汉语的翻译作品和现代国家建构同样紧密相连。无论严复、梁启超等晚清译者, 还是鲁迅、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运动者, 均将翻译视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振兴民族的出路。20世纪中国 (翻译) 文学当中反复出现的中国形象, 正是危机当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中华民族”的认知与文化想象, 是知识分子用于想象民族的文化符号。在20世纪中国 (翻译) 文学所承担的这一历史使命中, 《大地》中译本占据了重要位置。《大地》的中译实质上是中国人对民族自我形象的重新建构, 是中国人在西方“他者”的提示下对民族自我所进行的创造性的认知与审美。
  
  《大地》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过程中, 中国始终将之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不时地鉴照自己或反思自己, 《大地》的中国形象或多或少地修正着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大地》中译本如何重新建构中国形象, 总是取决于中国自己的需求, 更确切地说, 是取决于中国在民族国家建设方面的要求。对中华民族而言,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关系民族存亡的时代, 是关乎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三个《大地》中译本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不同面貌, 正好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力图以不同方式进行民族重建, 以救亡图存、振兴民族。20世纪30年代的《大地》中译者基于不同的利益、认知与期望, 对“中华民族”应有的形貌产生了差异悬殊的想象方式, 对民族的表述与叙事各有不同, 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国形象昭示了中译者对民族国家未来命运的关注以及重建民族的理想。总之, 由于中译者民族自我意识的不同, 他们在民族国家建设方面的诉求不同, 因此他们对源文本中国形象的各种东方主义表现采取了不同态度, 进而使得他们对源文本的中国形象“改造”的程度与方式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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