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贫困》原文与英译本所用修辞手法之比较

时间:2018-08-01 作者:博学论文网
  摘要:中国扶贫工作成绩斐然, 扶贫政策、思想越来越为国际关注。本文以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扶贫论述文集《摆脱贫困》及其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从有效修辞运用的话语资源对原文与英译本进行对比。同时提出建议, 以期帮助英语受众更好地理解中国, 增强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摆脱贫困》; 英译; 修辞对比;
  
  中国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正引起世界关注。据《人民日报》消息, “2013至2016年,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91万, 累计脱贫5564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至2016年底的4.5%”[1].这意味着中国将于2020年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制定的2030年减贫目标。同时, 在2017年6月举办的中非减贫发展高端对话会暨智库论坛上, 习近平扶贫论述文集《摆脱贫困》一书的中、英、法3个版本被非洲友人当作学习资料, 借鉴经验, 解决本国贫困问题。可见, 该书译本将面对更多海外受众, 其英译本将成为英语世界受众了解中国的参考。由此, 研究《摆脱贫困》一书英译对于提升中国对外传播效果, 帮助海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有着重要意义。
  
  1 修辞对比
  
  本翻译研究所用修辞对比这一手段, 并非单纯指汉英修辞格对比, 而是将修辞视为一种“有效运用语言等象征资源……旨在影响听众接受某种思想, 并付诸相应行动”[2]2的交际性行为。而作为具有修辞性目的的对外传播文本, 为有效影响受众态度、感情与行为, 常使用的修辞性语言资源包括:话语内容、诉求策略、构建方式和美学词格手段[3].
  
  进而言之, 本文所进行的对比研究, 是通过对比以上4种修辞资源在源语与目的语中的使用情况, 考察英译是否按照英语受众接受习惯、偏好来调整修辞资源的呈现, 并对调整进行评价。
  
  2 修辞资源对比研究
  
  2.1 话语内容
  
  话语内容可信是获取受众认同的条件, 受众对于缺乏可信度的话语难以产生兴趣, 甚至拒绝、抵触。对于“可信”这一主观判断, 西方修辞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指出:“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 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4]这说明受众不是任人摆布的玩偶, 而是会进行主动思考的理性群体。要影响他们, 话语内容就要考虑这个群体对于事实判定的依据与偏好。同理, 在翻译过程中, 保证政治正确的基础上, 应考虑国内受众与英语受众的差异, 对译文进行必要调整, 来保证译文的可信度。例如:
  
  1989年至1990年, 习近平同志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5]插图1
  
  Attendinga meeting for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of Shouning County on April30, 1990.[6]illustration1
  
  分析英译, 其实际意思为“1990年4月30号参加寿宁县党政会议”, 这与原文大相径庭。然而, 这种看似“不忠实”的翻译处理, 恰恰体现了译者对外传播时的受众意识。作为插图注释文字, 应考虑与插图配合。插图内容为习近平同志手扶麦克风, 在座位上发表会议讲话。根据这一图片, 缺乏知识背景的英语受众, 无法将图片信息与习近平同志于1989年至1990年这一年时间里担任宁德地委书记这一信息联系起来。如按原文直译, 将导致英语受众对内容可信度质疑, 影响传播效果。因此, 将时间段处理为具体时间点“April 30, 1990”, 体现信息精准性, 并根据图片调整话语内容, 补充出具体地点与事件, 图文配合, 保证译文可信度。又如:
  
  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 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5]13
  
  What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impoverished areas rely on?Most fundamentally, there are only two things:first,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seco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6]14
  
  对比原文与英译不难发现, 原文“千条万条”并未在英译中体现, 而是直接省略。这一点也反映了译者良好的修辞意识。若将原文“千条万条, 最根本的只有两条……”译为“Although thousands of, most fundamentally, there are only two things…”, 容易引起受众质疑。因为在原文语境里, “千条万条”不具有实际的数量意义, 只是起到强调作用。中文也常用夸大的数量来烘托语势, 增强感染力, 如“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其中“千”与“万”的使用也较为频繁, 但常常不具有确切的数量意义。英文则较少使用夸大数据的方法来增强感染力, 用具体的意象更多见, 如flood of refugees、a garden of vegetables等。相反, 权威准确的数据是英语受众置信的依据之一。因此, 这一译例再次说明了对外传播过程中, 译者需要根据目的语受众对可信话语判定与接受的偏好, 在政治正确基础上, 适当调整话语内容, 提升话语可信度与对外传播效果。
  
  2.2 诉求策略
  
  保证话语内容可信之外, 根据受众“喜好、情感、需求、欲望和价值观”来设计调整话语, 用“受众熟悉的诉求方式”[3]30更好地吸引受众, 增强其对于话题的参与感、认同感, 是发挥话语修辞功能的条件之一。因此, 在对外翻译过程中, 译者要充分考量目的语受众的诉求习惯, 知其“好恶”, 适当取舍与调整, 才能使受众愿意参与到译文构筑的修辞情境中, 产生认同感, 进而达成有效对外传播的基础。例如:
  
  在这些地方,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见了, 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见了。[5]160
  
  In these places, the strength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s gone, and the exemplary role of Party members is no loner visible.[6]168
  
  原文讲话用“战斗堡垒”、“先锋”这两个中文受众熟悉的战争隐喻来突出党的工作能力与带头作用。分析英译发现, 英译用strength一词来取代“战斗堡垒”, 用exemplary role来隐去“先锋”这一意象。这样处理体现了译者对英文受众情感诉求的考虑。若将原文译为“In these places, the fortress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s gone, and the pioneering role of Party members is no loner visible”, 将引起英文受众反感。因为“战斗堡垒”、“先锋”对于中国受众来说, 是面对侵略者而坚守阵地保卫国土的顽强信念, 激发出的是身先士卒的爱国主义情感;而对于多数英语受众来说, 它们是制造死亡的场所与消逝的生命。面对和平时期的扶贫工作, 用如此夸大的比喻, 自然引起英文受众的不适。基于此, 用strength与exemplary role这类更为朴实的表达来描述政府相关内容, 更符合英语受众情感诉求。再举一例:
  
  特别是开展职业技术教育要重视实践, 不能只在“黑板种田”, 一定要交给学生实际本领, 使他们回家后有可能成为生产能手。[5]175
  
  In particula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practice and not simply“farming on a blackboard.”We must teach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enabling them to be production expert back at home.[6]182
  
  分析英译, 除将原句断开, 加入主语We, 其余部分与原文几乎一致。尤其是将“黑板种田”这一满足中文受众幽默诉求的表达直译为farming on the blackboard.谷歌搜索关键词farming与blackboard的结果表明, 二者不存在搭配关系。二者的搭配对于英语受众来说是陌生的。但就语义层面, 结合上下文却可以理解这一表达指农业知识应当用于农业实践。保证理解的基础上, 保留原文这一中式幽默, 反而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幽默的智慧, 符合英语受众喜好语言幽默的诉求。可见, 根据受众诉求习惯来调整译文, 并非以改写原文为出发点, 而是在保证理解的基础上, 根据受众“好恶”进行设计, 有时具有相同诉求的陌生化表达反而能增加信息量, 激发好奇心, 引起目的语受众的兴趣。
  
  2.3 构建方式
  
  不同语言的受众, 对于话语的构建与呈现方式有着不同的偏好。这一偏好与成长、学习过程中语言习得所产生的形式记忆相关。例如, 若根据中文的“文气”而非语法对英文施以句读, 势必让英文受众难以理解。对语言形式的记忆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因为人们习惯于用自身熟悉的事物去认识新的事物。一个典型的现象即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学习英文写作中出现“流水句” (run-on sentence) .肯尼斯·伯克认为, “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离”, 要使话语对受众产生效果, 就要用满足受众“预期”的话语形式[3]32.这种对记忆与预期的满足感, 会形成吸引力, 促成修辞效果形成。同理, 对外翻译也要充分考虑目的语受众对于译文构建方式的心理预期, 才能激发受众的阅读兴趣, 形成有效传播的前提。例如:
  
  第三, 多办事应该办实事, 办急事。办实事就是要办实实在在的事, 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起来, 在长期发展目标的战略中, 多搞一些“短、平、快”的项目, 不搞半拉子工程, 也不搞“马拉松”项目, 不图虚名……[5]107
  
  Third, when trying to get more done, we should seek real results and do what is urgently needed.To get real results, we must take concrete actions and strike a good balance between shortterm and long-term interests.In our long-term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we should engage in more cost-effective projects that deliver fast results.We cannot stop our project halfway, get involved in“marathon”projects, or seek undeserved acclaim.[6]114
  
  原文通过“反复”这一中文常用构建方式来形成连贯与强调的效果。例如:“多办事、办实事、办急事、办实实在在的事”当中, “办”与“事”反复出现;“多搞、不搞、也不搞”中, “搞”这个动词也在反复使用。这种构建方式体现了汉语这种“重意会的语义型语言”常采用“反复、排比、对偶、对照”的方式来实现语篇衔接的特点[7]78-79.通过反复“办、事、搞”, 受众理解语篇的核心内容---做事情, 并以此核心来进行语义辐射, 实现形散意聚的效果。
  
  然而, 这种中文受众习以为常的构建方式, 难以符合英语受众的预期。受“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16至18世纪风行欧洲的理性主义”[7]77熏陶, 英语受众往往预期话语具有明显、严密的逻辑形式, 而这种形式需以关系词、连接词、介词等具体语言形式体现。同时, 英语虽使用重复, 但频率低于中文, 并“倾向于尽量避免重复”[7]229.基于以上, 考察英译可发现, 译文将“多办事、办实事、办急事”分别处理为get more done、seek real result、do what is urgently needed.避免重复外, 用连词when引导状语从句来显示“多办事”与“办实事”、“办急事”之间前者实为后两者实施背景这一逻辑关系, 符合英文受众对于话语构建的预期, 降低理解难度, 更容易被接受。另外, 原文用“短、平、快”三个简缩词来形容“项目”, 结构上三者属于并列结构, 语义上形容技术开发项目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分析语义, 三者之间并非简单并列, 而具有逻辑上的先后顺序。译文放弃原文并列结构, 将三者逻辑显性化处理为“cost-effective projects that deliver fast results”, 更加符合英文注重形式逻辑的构建方式。因此, 对外翻译要理解目的语受众对于话语形式的预期, 通过满足受众对话语构建方式的记忆与偏好, 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 避免制造距离感, 从而构成有效对外传播的前提。
  
  2.4 美学手段
  
  运用辞格是实现话语修辞功能的美学手段之一。特定话语中, 修辞效果的产生与辞格使用有关, 但不可简单认为修辞效果主要依靠辞格运用。修辞效果必须依靠“修辞参与者和修辞文本在一定的‘修辞形势’下的互动产生, 辞格的运用只不过是促成、推动和支撑发生于这些基本成分之间的那个互动过程的众多手段之一”[2]210.有一点可以肯定, 辞格确实是实现修辞效果的手段之一, 但前提产生是“互动”.这对于具有跨语言、跨文化性质的翻译来说, 源语中具有修辞效果的美学手段, 能否与目的语受众形成“互动”, 是考量保留与否的前提。能够产生“互动”的前提就理解, 能理解才可能产生兴趣;若无法理解, 译者就要考虑删减、替换或注释等手段来保证理解, 设计有效传播的可能。
  
  现在有一些同志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 更不愿作自我批评, 甚至向提意见的群众“戴高帽”“穿小鞋”“揪辫子”“打棍子”, 这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5]63.
  
  Some of our colleagues cannot stand to hear the slightest criticism and aren't willing to perform self-criticism.Some engage in flattery, give people a hard time, seize upon faults, or wield a big“stick”when people offer their opinions and this is strictly forbidden under Party discipline.[6]72
  
  原文用4个比喻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某些干部针对群众的错误行为。分析译文, “戴高帽、穿小鞋、揪辫子、打棍子”分别译为:engage in flattery、give people a hard time、seize upon faults、wield a big“stick”.前3个比喻的译文均省去了原文的比喻形象, 保留实际意义, 这保证了英语受众对话语的理解。因为“高帽、小鞋、辫子”对应的英文表达, 结合上下文, 受众无法理解, 不具有中文语境中辞格产生的对应效果。而第4个比喻“打棍子”保留了原文的比喻形象, 译为wield a big“stick”, 因为英文中存在与中文共通的形象与寓意, 例如wield power与carrot and stick.译者对这4个比喻的区别性的处理, 体现了跨文化修辞时的受众意识。又如:
  
  老区革命精神是脱贫致富的强大精神支柱, 我们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5]155
  
  The spirit of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is a powerful cultural pillar for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we must vigorously carry forward this spirit.[6]163
  
  原文将无形的“精神”比作有形的“支柱”, 帮助受众联想到“支柱”坚强挺拔的支撑作用, 增强感染力, 加强修辞效果。对应到译文, “支柱”这一比喻形象得到保留, 译为pillar.支柱在中英文当中属于共通比喻形象, 寓意相近。例如, 国际组织UCLG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于2010年发文将文化定义为fourth pilla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但结合整体比喻形象, “精神支柱”并未译作spiritual pillar而是改译为cultural pillar.因为spiritual一词在英语中常与宗教有关, 直接保留易引起英语受众不解。再考察全句, 发现“老区革命精神”里“精神”一词译作spirit.此处保留却没有问题, 因为后文通过辞格调整, 对spirit作出正确解释, 就规避了spirit一词宗教方面的联想。同时, 英文当中也存在team spirit, 其中spirit就指a sense of loyalty or dedication.
  
  3 结语
  
  翻译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要想取得理想效果, 就必须考虑传播对象的话语修辞习惯。翻译过程中, 译者要充当跨语言、跨文化修辞者的角色, 弥补源语受众与目的语受众因使用象征性手段不同而产生的差异。需要理解目的语受众也是修辞对象, 并不是不作思考任人摆控的木偶, 而要以平等的沟通姿态, 去寻求“认同”, 激发“互动”.而认同与互动的前提就是要说受众能理解、喜欢听的话, 这当然也不等同于曲意迎合。
  
  因此, 从话语内容、诉求策略、构建方式、美学辞格4个方面对原文与译本进行话语修辞资源对比, 可以更好地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根据目的语受众特点调整译文, 从而增强译文话语的修辞效果, 帮助海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提升对外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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