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英汉交替传译笔记手稿和口译质量分析

时间:2018-09-25 作者:博学论文网
  摘要:本文基于英汉交替传译笔记手稿和口译质量评价数据, 通过对比分析, 尝试总结学员口译笔记特征, 揭示其发展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学员笔记中主位-述位上的核心词记录量、符号和缩写的使用量均与其口译水平呈同向发展趋势;整词记录量与学员口译水平呈反向发展趋势;学员笔记的精简记录数量则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域内波动。由此可以推论, 核心词记录、整词记录、符号与缩写使用属于译员笔记能力中的活泼因素, 对教学输入反应敏感;而精简记录属于惰性因素, 对输入刺激反应不灵敏。
  
  关键词:口译学员; 英汉交替传译; 口译笔记;
  
  笔记在口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不当的记录不仅无益, 反而会妨碍口译的顺利推进。Keiser通过实验发现, 学生在接受六个月系统的口译笔记技能培训之后, 反而丧失了开始时所具备的忠实复述长段发言的能力[1].Longley也指出, 机械地记忆一些笔记符号和缩写只会成为学员口译路上的又一障碍[2].因而, 如何培育合理的口译笔记能力结构, 成了口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
  
  一、学生译员笔记特征研究现状
  
  国外的研究主要从规定性研究的角度关注如何培养学员的笔记能力。例如, Kohn&Albl-Mikasa分析了口译笔记应遵循经济原则、即时可辨原则和个性化原则[3].Jones探讨了笔记开始时间问题[4].Seleskovitch&Lederer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译员应该重点记录的内容[5].Dam则论证了应该如何在源语、目标语和第三语言之间选择记录语言的问题[6].
  
  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口译笔记能力特征与口译质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戴炜栋、徐海铭利用观察笔记手稿、有提示回忆和受事访谈等方法, 通过统计分析和组间比较发现:与职业译员相比, 学生译员记录的字数更多, 汉语词组和源语使用量更大, 而在目的语、单字、缩略及符号使用上恰好相反[7].吴晓龙以笔记手稿为依据, 综合运用统计对比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相关性检验等方法, 从笔记数量、记录形式和笔记语言等角度开展研究, 结果发现:仅笔记符号和结束标记与口译质量呈显着正相关, 而笔记数量、语言选择以及笔记形式与口译质量无显着相关性。除前述的多角度综合研究外, 还有学者从更为微观的层面, 具体考察某一特征与口译质量的关系[8].张婷慧以认知负荷模型为基础, 考察了8名译员笔记中符号的使用情况, 发现符号使用量并不会显着影响译文准确性[9].
  
  综观过往文献, 可以发现国外研究多属经验之谈, 着重描述成熟口译工作者记录笔记的理想状态。然而在交传练习和实践中, 学生译员的记录笔记能否借鉴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前述经验,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换言之, 与前述专家和资深译员所论及之特征相比, 学生译员的口译笔记能力具体具备哪些特点、有何共性, 还需进行相应的描述性研究。
  
  国内的口译笔记能力特征研究虽具有描述性, 但焦点较为单一, 主要探讨笔记特征是否会显着影响译文质量, 且大都以数量多寡的形式, 对学生译员笔记能力的形式特征加以描述, 未能有效揭示学生笔记能力特征值的变化趋势, 也未能剖析出译员笔记能力结构中的惰性因素和活泼因素。
  
  二、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鉴于既有研究中的前述遗漏, 本文主张在研究中增加内容特征的比重, 同时注重描述各笔记特征的变化趋势, 总结学生笔记能力的发展规律。由此, 我们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在笔记内容方面, 学生译员在多大程度上能记录下源语的纲要性信息, 会否记下情态动词、连接词和时态标识语?不同水平译员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具有规律性?
  
  第二, 学生译员在记录笔记时, 是倾向于使用源语还是倾向于使用目的语?高分学员和低分学员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差距?这种选择倾向是否具有规律性?
  
  第三, 学生译员在笔记形式方面, 存在何种特征?不同水平译员之间是否存在差距?这种特征差异是否具有规律性?
  
  第四, 学生译员在口译笔记中, 是如何精简记录的?不同水平译员之间在记录密度上是否存在差距?这种差异是否具有规律性?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的被试为安徽某财经类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大四的31名学生, 平均年龄约21岁, 其中5人为男生, 26人为女生。所有被试均经过一个半学期共56学时的口译训练, 较为系统地接受过口译基础理论和笔记技巧的培训, 但都没有现场口译工作经历。
  
  测试用英汉交传材料选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发行的《商务现场口译》一书。材料内容与商务谈判有关, 共两段267词, 难度适中, 除测试后学生反映较为集中的emanate、phenomenal和the Pacific Rim Basin之外, 没有别的生僻词汇。全文平均句长约38词, 平均语速3.14词每秒, 发音清晰, 音量在播放时亦被控制在舒适范围之内。
  
  研究数据由口译质量评价和笔记特征统计两部分构成。口译评分由两位具有五年以上口译教学经验的教师完成。为了保障口译质量评价结果的信度, 两位教师先参照文秋芳的信息点评分模式, 共同对听力材料原文和参考译文进行评分点切割, 并根据“信、达、雅”的标准制订了操作性较强的评分细则。然后, 两位老师一起评价了五份口译录音, 进一步熟悉了评分细则的具体运用, 以尽可能缩小教师自由裁量的差距。经检验, 二人评分的相关系数为0.89, 信度良好, 故取其均值作为被试最终分数。
  
  笔记特征统计包括记录内容、语言选择、笔记格式和记录密度四部分。记录内容依据Jones的研究被细分为句式结构、连接词、情态动词和时态标识语等[4].语言选择参照传统做法, 从源语使用量和目标语使用量的角度加以统计。笔记格式则综合借鉴前人研究, 从缩写、完整词与符号的使用情况三个方面加以考察。记录密度的测算主要借鉴语料库语言学中的词汇密度计算方法, 根据笔记记录量和段落字数比来确定。
  
  四、结果与讨论
  
  (一) 笔记内容
  
  为了回答我们在第三节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笔者从SVO+SO、连接词、情态动词以及时态标识语的记录数量等四个方面, 对学生译员的笔记手稿作了统计分析。源语材料中共计12个SVO结构信息, 平均约有8.6个被口译学员以SVO或者SO的形式提取并记录, 约占原文SVO结构总量的71.7%.这一统计特征足以说明, 参加测试的绝大部分学员在做笔记时能够辨认出并试图记录下核心信息语。进一步分析数据可以发现, 在SVO或SO核心信息语记录数量上, 前十名译员的记录均值为10.8个, 比后十名译员均值多出3.2个。考虑到原文总计仅含有12个SVO结构的事实, 这个差距可以说已经比较显着, 若换算成百分比的话, 已接近26.7%.图1的折线有较大波动, 但总体上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似乎可以说明学员口译笔记中SVO或者SO特征值的大小与其口译水平高低具有同向变化的规律。
  
  在连接词方面, 被试笔记中的连接词总平均记录量为4.3个 (原文中含有17个连接词) , 仅占原文连接词总量的25.3%.在分组计算和比较时, 可以发现前十名的连接词平均记录数量达到5.9个, 约占原文连接词总量的35%;而最后十名的平均纪录量为3.6个, 约占原文连接词总量的21%.相比之下, 高水平组比低水平组高出14个百分点, 差距较为明显。然而图2的折线波动幅度似乎证明, 高分组在连词使用量上的优势地位主要是由极端值造就的。此外, 图2的折线走向并没能透露出明显的规律性变化特征。
  
  再看被试笔记手稿中的情态动词和时态标识语的纪录情况。原文中含有8个情态动词, 涉及一般现在时、一般将来时和现在完成时三种时态。统计分析显示, 无论高分组译员还是低分组译员, 在情态动词和时态标识语方面所做记录都非常少,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情态动词的功能词性质、源语料中时态标识语不够突出;汉语中的情态动词与时态标识语相对较少, 作用不够显着。
  
  图1 被试SVO+SO记录数量走势折线图

  
  图2 被试连接词使用量折线图

  
  综合数据分析以及图1和图2,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 在内容选取上, 口译学员主要记录主位和述位中的核心信息词, 但在情态动词和时态标识语记录方面的意识比较淡薄;
  
  其二, 不同水平学员在核心信息词记录能力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但在情态动词和时态标识语记录方面无明显区别;
  
  其三, 学员笔记中的主述位核心词特征值与其口译水平呈同向变化的趋势, 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而其连接词特征值没有展现出清晰而有规律的发展变化趋势。
  
  由此, 有理由认为核心词记录属于译员笔记能力中的活泼因素, 对教学输入刺激反应比较敏感。
  
  (二) 笔记语言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 首先需要统计被试利用源语进行记录的数量及其笔记记录总量, 然后以此为基础计算出二者之间的比值。这个比值才是判断被试语言选择倾向和衡量不同水平译员之间选择差距的恰当标准。
  
  从具体数据可以发现, 口译学员笔记总量中有65.7%使用的是源语, 远远高于目的语23.9%的比值。高分组有58%的记录语言使用的是源语, 低分组有66.1%的记录语言使用的是源语, 均显着高于其各自对应的目的语使用数量。从组间对比来看, 高分组在源语选择上比低分组低8.1个百分点, 而在目的语的使用上无明显差别。图3更加直观地展示了SL作为记录语言的优势地位。从图3还可以看出, 无论是高分组还是低分组, 译员在语言选择量上有很大的波动,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个性化差距, 折线总体走势并无明显的规律性特征。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 口译学员在记笔记时, 倾向于同时使用源语和目的语, 但以源语为主;
  
  其二, 笔记语言的选择和被试的口译水平并没有规律性对应关系, 未能展现出清晰的发展趋势。
  
  (三) 记录方式
  
  针对第三个问题, 本文借鉴前人经验, 从使用量和百分比两个角度对整词记录、缩写记录和符号记录三种笔记特征作了较为详细的统计分析。
  
  图3 被试笔记语言选择趋势及对比折线图

  
  图4 被试笔记形式特征及其走势折线图

  
  数据分析显示, 学生译员主要以完整词的方式进行记录, 平均使用量达到51.4, 占全部笔记记录数的60%之多。缩写记录方式位居第二, 平均使用量为25, 占全部笔记记录量的29%.符号使用最少, 平均值仅为9.3, 约占全部笔记记录量的11%.分类数据则显示, 缩写和完整词在高分组译员笔记中的平均值各自达到40和40.9, 占比分别为42%和43%, 二者之间没有明显差别。低分组译员则显示出完全不同的趋势:其缩写记录量比整词记录量少了51个, 相当于低了57个百分点, 差距十分显着。在符号记录方式上, 高分组平均使用了14.6个符号, 低分组平均使用了4.4个。两组被试的符号使用量都比较低, 但高分组在笔记中的符号使用比值明显高于低分组, 相差整整十个百分点。
  
  结合图4中的三条折线走势, 不难发现, 随着学生译员口译水平的下降, 完整词在其笔记总量中的平均百分比反而呈现出逐渐攀升的变化趋势。相比之下, 缩写和符号两种记录方式的折线则显示出恰好相反的走势。随着学员口译水平的降低, 这两种形式特征在口译笔记中的平均百分比开始慢慢下降。
  
  综合数据分析结果和图4, 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其一, 缩写和整词是口译学员的主要记录方式;
  
  其二, 符号和缩写两种记录方式的使用量与学员口译水平呈同向发展的趋势, 而整词记录量与学员口译水平呈反向发展的趋势, 三者的变化均具有清晰的规律性。
  
  由此, 有理由认为整词记录、符号与缩写运用能力也属于译员笔记能力中的活泼因素, 对教学输入刺激反应较为敏感。
  
  (四) 记录密度
  
  为了回答第四个问题, 本文借鉴语料库语言学中的词汇密度之说, 提出并使用了记录密度的概念。记录密度指的是笔记总量同源语文稿总字数之间的比值。比值越大, 密度越高, 笔记内容就越多。
  
  统计结果显示, 全体受试的平均笔记总量为85.6, 平均记录密度为32.1%.高分组的平均笔记总量为95.5, 平均记录密度为35.8%;低分组的平均笔记总量为88.3, 平均记录密度为33.%.从绝对数值上看, 前十名译员平均比后十名译员多了7.2个记录单位。但从记录密度看, 两组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别。图5较为平稳的折线走势更加直观地传达出两点信息:一方面, 学生译员的记录密度总体上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 不同水平的译员在记录量和记录密度上没有显着差距。
  
  图5 被试笔记数量和记录密度走势折线图

  
  由此可以推论出以下两点:
  
  其一, 笔记量的多少和笔记密度的高低并非高水平口译学员和低水平口译学员的区别性特征;
  
  其二, 学员笔记的精简记录数量总是在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值域内 (20到40之间) 波动, 偶尔会有些极端值的出现, 但绝大部分不会显着超出这个取值范围, 似乎昭示着该群体的某种共性特征。
  
  由此, 有理由认为, 精简记录能力属于译员笔记能力中的惰性因素, 对输入刺激反应不灵敏。
  
  五、结语
  
  通过实证数据研究和分析译员笔记特征以及笔记能力发展趋势, 在实际操作中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比如, 具有说服力的结论需要建立在很大的样本之上, 而现有的实验室条件和缺乏团队奋战的研究情势在很大程度上为大样本研究带来很多束缚。此外, 不同院校学生译员水平的差异、测试材料的不同、评分标准的主观性、特征值认定和统计标准的缺失, 严重影响本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如同以往的部分实证研究一样, 本研究中的发现和所得出的结论, 仍需更多的数据检验。
  
  参考文献
  
  [1]Keiser W.Selection and Teaching of Conference Interpreers[M].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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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Jones R.Conference Interpreting Explained[M].Longdon:Routledge, 1998:4-7.  
  [5]Seleskovitch D, Lederer M, Harmer J.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M].Australia:Australia Library, 1995: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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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吴晓龙。口译笔记特征与汉英口译质量的相关研究[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 (1) :40-45.  
  [9]张婷慧。汉英交替传译笔记符号的使用对于译文准确度的影响[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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