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视角下林语堂翻译研究

时间:2018-09-25 作者:博学论文网
  摘要:林语堂以英文书写中国, 通过创作和编译方式传播中国思想和文化, 在国际文坛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在翻译的“文化转向”之后, 影响翻译的外部文化因素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受其影响, 学者们对林语堂翻译研究的热度逐年递增, 在文化对译者主体翻译策略的影响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键词:林语堂; 文化转向; 翻译策略;
  
  作为作家和翻译家, 林语堂 (1895-1976) 最初活跃在我国五四文坛之上, 后旅居美国30年。他一生笔耕不辍, 创作和翻译生涯长达60年之久, 留下了形式多样的丰硕成果。20世纪30年代之前, 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大力提倡学习西方文化, 此时他的作品以针砭时局和批评中国文化的散文为主, 主要收录在《翦拂集》中。“大革命”失败后, 他的文艺思想逐渐发生转变, 最后避谈政治, 崇尚“闲适”与“性灵”, 这段时期的中英文演讲稿、散文、刊文、杂说等作品被收录入《大荒集》《行素集》《披荆集》《讽颂集》《无所不谈合集》中。1936年, 林语堂赴美国旅居, 之后的30年间, 他主要使用英文写作, 将东方作为叙事对象, 先后创作了《京华烟云》 (Moment in Peking) 、《风声鹤唳》 (Leaf in the Storm) 、《唐人街》 (Chinatown Family) 、《朱门》 (The Vermilion Gate) 、《苏东坡传》 (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等小说, “从不同角度刻画出东方文化中的中国人在各种环境下的生活与思想的现实”[1]3.除此之外, 他利用自己学贯东西的文化底蕴、丰富多元的哲学思想和娴熟的双语语言知识, 创译了《吾国与吾民》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生活的艺术》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等散文集, 编译了《老子的智慧》 (The Wisdom of Laotse) 、《孔子的智慧》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英译重编传奇小说》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Retold by Lin Yutang) 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翻译了《浮生六记》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 创作并自译了《啼笑皆非》 (Between Tears&Laughter) , 等等。他的作品在海外极具传播力和影响力, 《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连续52周位居畅销书榜首, 自发行以来再版40余次, 被译为十余种语言;《京华烟云》被美国“每月读书会” (Book of the Month) 选为当年12月的特别推荐书, 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洪流下, 他成功地开辟了一道“东学西渐”的逆流, 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在对外翻译成为国策的今天, 他的成功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视线。
  
  一、林语堂研究热点中的“文化”因子
  
  “后现代”语境下的哲学思潮、文化观和语言观逐渐渗透到翻译领域, 促使翻译研究由文本内部走向文本外部, 历史、文化、权力、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被纳入翻译研究的观察体系, 翻译研究逐渐出现“文化转向”.“文化转向”后, 翻译研究由静态转化为动态, 由规定性质转化为描写性质。一方面, “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得以凸显;另一方面, 在某些理论中, “文化”之于“人”的影响和控制作用被不断放大。虽然理论发展中的这一问题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诟病, 但不可否认, 这样的范式转变成功地将研究者拉出微观语言对比的藩篱, 增强了还原翻译过程的真实度。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之下聚焦本世纪林语堂翻译研究, 可以看到热点中携带了大量醒目的“文化”因子, 研究者们将史料、文化和语言以一种符合逻辑的方式串联在一起, 为我们深入了解林语堂及其翻译模式, 从而探寻可供借鉴之处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启发。
  
  林语堂表现出了与时代主流不同的个人意识。由于身处特殊的时代环境, 20世纪初期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接受了“进化论”, 致力于引进西方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学知识, 力图以此开民智、救中国。林语堂的爱国之心也曾一度表现为对国民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讽刺和批判, 但在革除旧弊的动荡时局中, 在纷呈的思想流派冲击下, 他坚持向西方传播中国古老的智慧和文明, 以建构中国形象为创译旨归, 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文化选择。旅居海外后, 林语堂虽然享受着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 却也目睹了西方工业社会对人造成的心灵“物化”, 这使他更加坚信只有东方文化和智慧才能医治西方人无处安放的心灵。
  
  林语堂向西方建构的中国形象是经过文化遴选的。他有大量作品渗透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并且坚持编译中国传统思想典籍, 并始终以自己独特的眼光解读儒道义理。这“独特”既源于他自小受到的西化教育影响, 更源于他“求甚解”的治学习惯。他的译作多表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清淡、闲适的生活场景。在潜意识中, 他对中国“古人之精神”深感认同 (1) , 但因为身处战乱不断、国力衰弱的时代, 他不得不做剔除污垢的工作, 寻找中华思想文明的源泉, 并在文学作品中以编译的方式书写和传播先秦时代的儒道哲学思想。
  
  林语堂创译的语言是其文化素养的体现, 其策略运用也深受其文化观念的影响。林语堂对语言和翻译的态度并不完全是直觉的和感悟式的, 他认为“语言学是一种科学, 最需要科学的头脑在文学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2]16林语堂是主张将现代语言学应用于文学分析的第一人, 但他并不主张完全使用分析的方法对待文字。在他来看, 语言文字“于逻辑意义之外, 复有弦外之音”[3]183, 求取字义需要将字放置于实例中, “脱离了这些实例, 就失了本字的命脉, 而仅存一点抓不到痒处的逻辑意义而已”[3]186.他在《论翻译》 (2) 一文中还提出了翻译“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4]418, 强调译者在肩负对“原着者的责任、对读者的责任”之外, 还兼有“对艺术的责任”.可见, 林语堂对语言和翻译的态度是理性与感性、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本着对中国哲学理解和吸收的态度, 他以“闲话”的方式, 使用通俗的英文向西方读者娓娓道来人之常情, 谈论顺应天理何以重于极端逻辑, 介绍“生活的艺术”, 阐述中庸、闲适与幸福生活的关联, 犹如一股股清流灌溉西方人的心田, 唤起人性的共鸣。
  
  二、林语堂的哲学观、语言观对创译内容选择的影响
  
  1. 闲适的“半半哲学”
  
  林语堂自小生长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中, 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 他“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2]4.他自幼受到家庭影响而成为基督教徒, 但入学之后, 他在精神领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自我认识和转变, 即从立志成为基督教神职人员到怀疑基督教教义。这个转变的缘由来自于多方面, 但无论如何, 他此时的怀疑为日后接受儒道教义腾出了思想空间。经历了一番变故之后, 他自然地转向选择与自己心性更为符合的古代儒道哲学, 并将儒家的“近情合理”与“中庸”逐渐发展成为伴随自己一生的“半半哲学”[5]53, 在生活和文学作品中践行和书写着道家的“闲适”与“性灵”.
  
  在这样的哲学观指引下, 林语堂独具超前的全球视野, 理性地审视和对比中西两种文明, 既不简单媚外, 也不盲目自守, 文化观逐渐居中持衡。除了发现中国传统思想精华的闪光之处, 他还理智地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崇尚物质对人造成的异化, 认识到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关怀”是西方物质文明所匮乏的, 萌发了在作品中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文人“中庸”思想和“闲适”生活的意愿。自此, 他用毕生精力从事写作并阐释自己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生观与文化观。
  
  2. 语汇尚“美”, 贵自然
  
  林语堂在求学期间受到的西方语言文化教育为他日后顺利向西方传播和讲述东方奠定了基础。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之所以能在西方广受欢迎, 与他使用简洁流畅的英文写作和与读者亲切交谈的写作风格息息相关。林语堂一直主张使用自然的语汇写作, 认为文学作品应以朴实简单的语言表达真正的思想, “实三代古文所以胜于六朝, 一句话说, 不外自然本色而已”[3]195.20世纪初, 国内大力倡导使用白话文替代古文, 而简朴的平民英语早已被广泛使用并被采纳为文学语言。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 他认为“真正的好英文还是多少带点街谈巷议或是文士雅淡的气味”[3]196, 并在写作中身体力行。
  
  在倡导使用简洁语言的同时, 林语堂还极力主张一切作品需要表现美, 翻译同样如此。“翻译于用之外, 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 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 以对艺术谨慎不够之心对它, 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 (translation as a fine art) ”[4]430.在美的评判方面, 林语堂深受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美学的影响, 认为一切美的标准在于衡量其表现能力 (power of expression) .从这个角度切入来看, 林语堂创译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古代诗词、联语, 这类行文有“严谨的结构、字数、行数、甚至平仄、用韵都有一定的限制”[6].他在翻译时十分注重译文的韵律, 或保留原文韵律模式, 或模仿英诗的外在特征, 尽力重现韵文节奏、对仗形式等承载原诗情感色彩的美的元素。同时, 受克罗齐美学影响, 他认为美来源于个性的表现和性灵的冲动, 因此他并不拘泥于外在形态的还原和模仿。“其在文学, 可以推翻一切文章作法骗人的老调, 其在修辞, 可以整个否认其存在, 其在诗文, 可以危及诗律题材的束缚”[3]223.对“美”的追求可部分解释林语堂作品中“归化”与“异化”策略的交替使用。
  
  三、结语
  
  在林语堂所处的时代,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多样且极端的。东方文明和思想的精髓一方面被本国厚重的历史和当时混乱的政局掩盖和曲解, 另一方面被自大的西方列强妖魔化。林语堂使用英文进行创作和翻译, 旨在描写和传播真实的东方之美和有益人类的思想精髓, 进而融通中西。如今, 他的创译行为价值逐渐显现, 在翻译“文化转向”的大环境中, 学者们将翻译研究与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策略相结合, 拓展了林语堂翻译研究的视角, 取得了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1]王少娣。跨文化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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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林语堂。论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418-430.  
  [5]冯智强。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林语堂英文着译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1.  
  [6]刘泽权, 张丹丹。假如林语堂翻译《红楼梦》--基于互文的文化翻译实证探索[J].中国翻译, 2015 (2)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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