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植物隐喻意象的英译策略

时间:2018-09-29 作者:博学论文网
  摘要:中华典籍英译中意象的转换, 历来是翻译的重点与难点。以《诗经》为例, 其中存在大量具有隐喻意义的植物意象, 增添了诗歌的生动性和艺术性。植物隐喻意象翻译的优劣与《诗经》翻译的整体质量和艺术效果息息相关。植物隐喻意象的抽象性与复杂性对于译者而言具有较大的挑战性, 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基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 以理雅各和汪榕培的两个《诗经》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 通过比较两名译者处理植物隐喻意象的翻译策略, 指出在翻译中华典籍中的意象时, 由于语内和语际差异造成了理解的难点, 译者有必要在考证的基础上, 用深度翻译方法再现原作的隐喻意义和审美价值, 实现视域融合。
  
  关键词:阐释学; 《诗经》; 植物隐喻意象; 深度翻译;
  
  《诗经》中的诗篇中有大量的景物描写, 仅《国风》中的植物意象就出现了203次。这些植物意象一方面反映了自然之美。另一方面, 又常以景喻人或喻情, 展现了含蓄蕴藉之美。以植物作隐喻, 是《诗经》中的常用手法, 这些植物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意象, 其翻译尤其值得研究。“语言使用中的隐喻只是一种表层的现象, 真正起作用的是深藏在人类概念系统中的隐喻概念。”[1]笔者对理雅各译本 (1) 和汪榕培译本 (2) 中的植物隐喻意象的英译进行对比分析, 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为理论基础, 对两个译本中植物隐喻意象的翻译进行评估, 指出有待商榷的地方并探讨了更能传达汉语语言中意象的英译途径, 以期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践和研究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比”与隐喻
  
  《毛诗序》指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 二曰赋, 三曰比, 四曰兴, 五曰雅, 六曰颂。”“六义”把比喻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 以“比”统摄其余“五义”[2].“比”, 依照朱熹的解释, 是“以彼物比此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比”即比喻, 包括明喻和暗喻。比喻是取两种不同事物的相似之处进行相比, 以抽象比具体, 以生疏比熟悉, 或反之而行, 从而创造出生动形象的艺术魅力, 让读者不仅接收到信息, 还能产生美的感受。比喻曾被称为是“文学语言的根本”[3], 是“诗的语言”, 是“语言的美学功能和信息功能的有机结合”[4].比喻里被比方的事物叫“本体”, 而用来打比方的事物叫“喻体”.钱钟书先生认为“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 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 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 不能相比;两者不分, 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 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 则合得愈出意外, 比喻就愈新奇, 效果愈高”[3]37.可见, 比喻的艺术价值与相似性成反比, 与差异性成正比。本体与喻体之间在整体上差异性越大, 所构成的比喻意味越新颖, 越富有表现的张力。
  
  从古至今, 众多学者对比喻展开了研究。较多的古代学者关注比喻的产生原因、构成、分类和运用, 研究成果颇丰, 较充分地认识到了它在语言中的重要修辞作用。但传统研究把比喻仅仅当作一种修辞手段进行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隐喻认知理论引入后, 中国的研究者们才开始运用认知的视角去审视隐喻的功能和作用。莱考夫 (G.Lakoff) 和约翰逊 (M.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中把隐喻的功能擢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认为, 人们的生存离不开隐喻。隐喻不仅广泛存在于语言之中, 而且渗透在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中。隐喻不仅是语言问题, 它还涉及到人类的思维问题。人类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隐喻性的, 我们通过一个概念去理解、建构另一个概念, 用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表达另一个概念, 这就是“概念隐喻” (Conceptual Metaphor) .[5]
  
  本文涉及的隐喻意象指的是具有暗喻意义的意象。《诗经》中收录的大都是民间诗歌, 这些诗歌里包含的植物意象除了具有描述作用的描述意象之外, 还有大量的隐喻意象。这些植物隐喻意象是人们在生活的体验中, 通过与植物的接触, 产生了抽象性的联想意义, 从而用由思维加工形成的植物概念去表达一些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
  
  二、《诗经》中的植物隐喻意象
  
  《诗经》中有数量众多的具有隐喻意义的植物意象, 极大地增加了诗歌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诗人常借用隐喻的方法, 来表达思想感情。如《卫风·氓》用桑树从鲜嫩到枯黄的自然变化来比喻爱情由盛至衰;《卫风·淇奥》用“绿竹”喻君子品德, 都是《诗经》中用隐喻的佳例, 为诗篇增添了神韵和光彩, 使得语言生动新颖、情感表达真切感人。
  
  这些具有隐喻意义的植物意象产生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共同的社会心理条件, 因此它们所代表的隐喻意义是诗歌作者所处时代的人们所熟知并且能理解的。但是由于文化经历和思维方式的独特性, 《诗经》中大多植物意象产生的隐喻都是当时代特有的, 如《唐风·杕杜》中的“杜”, 隐喻孤独, 《唐风·椒聊》中的“椒”隐喻繁盛, 这些意象具有的隐喻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就产生了语内翻译的差异。而在语际翻译时, 又会遇到很多中国文化特有的植物意象产生的隐喻意义, 如《诗经》中的《卫风·淇奥》篇, 描写对象是卫武公, 《毛诗序》称“美武公之德也”.诗中反复使用“竹”这一意象, 如“瞻彼淇奥, 绿竹猗猗”“瞻彼淇奥, 绿竹青青”“瞻彼淇奥, 绿竹如箦”, 其中的植物意象“绿竹”被用来隐喻有才华品德的君子形象。而在英语中, “竹”没有任何隐喻意义, 这就是语际翻译中存在的差异。
  
  《诗经》提及的植物种类繁多, 其中有树木类, 如乔木、杜、桑、樛木、乔松、榆、漆;水果类, 如木瓜、木桃、木李、梅、桑葚;蔬菜类, 如瓜苦、葑、菲、匏;百谷类, 如黍、稻、稞、梁、麦;花卉类, 如舜华、舜英、棠棣、荷华、蕑;野草类, 如荇菜、艾、荑、葛、荼、葭、白茅、藻、蕨等。在使用植物意象构建隐喻的时候, 作者往往巧妙运用植物生长地点、味道、形态、颜色、采摘季节、名称等。如《郑风·山有扶苏》中的“山有扶苏, 隰有荷花”就是用植物的生长地作隐喻, 此处是以树隐喻男子, 以草隐喻女子。《淮南子·地形训》云:“山气多男, 泽气多女。”《郑风·山有扶苏》中这两行诗, 就是根据植物“扶苏” (桑树) 和“荷华” (荷花) 的生长地点, 隐喻山前隰畔, 男女择配偶、合婚姻。再如《邶风·谷风》中则用植物的味道作隐喻。这是一首弃妇之诗, 全诗以一个勤劳善良的女子自诉的口吻, 倾诉了她辛勤努力支撑一个家庭的生活, 而最终被喜新厌旧的负心男子所抛弃的悲剧。其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拿荼的苦来衬托女子心中的苦, 相对于心中的苦痛来说, 荼的味道可说是和荠菜一样甘美了。再比如《周南·樛木》中则是运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做比喻:“南有樛木, 葛藟累之。”这是一首祝福的诗篇。在当时的男权社会里, 女子在出嫁后就依附于丈夫, 就如同藤萝依附于树木一样, 因此这首诗中的樛木和葛藟分别隐喻男子和女子。
  
  三、《诗经》中植物隐喻意象的英译
  
  笔者通过文本分析, 总结出《国风》中共出现203处植物意象, 对比分析后发现理雅各和汪榕培两名译者在翻译植物意象的隐喻时, 采用了不同翻译策略。理雅各对其中的24处通过间接加注的方式解释了隐喻意义, 并对其中的21处加注解释了概念意义。而汪榕培译本中仅直译出了这些植物意象的概念意义, 未译出隐喻意义。
  
  理雅各通过加注解释暗喻的24个植物意象分别是:
  
  周南《关雎》:荇菜;《樛木》:樛木, 葛藟;《桃夭》:桃;《汉广》:乔木;
  
  召南《摽有梅》:梅;
  
  邶风《谷风》:葑, 菲;《简兮》榛, 苓;
  
  鄘风《墙有茨》:茨;
  
  卫风《淇奥》:绿竹;《氓》桑葚;《芄兰》:芄兰;《伯兮》:谖草;
  
  魏风《园有桃》:桃;
  
  唐风《椒聊》:椒;《绸缪》:束刍;《杕杜》:杜;《鸨羽》:棘;《采苓》苓, 苦, 葑;
  
  曹风《下泉》:黍苗。
  
  下文将通过几个例子详细说明两名译者处理植物隐喻意象时翻译策略的不同。
  
  例1.《周南·桃夭》中与植物意象有关的诗句是“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
  
  理雅各的译文是:
  
  The peach tree is young and elegant
  
  Brilliant are its flowers.
  
  注释:The young peach tree is allusive of the bride in the flush of youth, and its brilliant flowers of her beauty.[6]12
  
  汪榕培的译文是:
  
  The peach tree stands wayside,
  
  with blossoms glowing pink.[7]15
  
  《诗经》中《国风》采集自民间歌谣, 植物意象常用于隐喻女性。[8]如《桃夭》是一首祝福嫁女的诗篇。诗人反复歌咏一株正当树龄的桃树。由鲜花簇簇到果实累累、再到绿叶蓁蓁, 是桃树的自然特点。这些由花到叶的描述, 隐喻着姑娘出嫁后的生活历程, 初嫁时美若桃花, 婚后多子多福, 开枝散叶, 隐喻生动形象, 自然而贴切。通过对比两种译文可以看出。理雅各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式, 而汪榕培的译文中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直接保留原诗中隐喻意象的本体。中西方都有“桃”这种植物, 对它产生的联想意义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桃 (peach) 作为一种常见的水果, 白里透红, 人们由此很容易联想到少女, 于是英汉两个民族都用桃 (peach) 来指代皮肤细洁白里透红的妙龄少女。在英语中, She is really a peach, 常用来形容漂亮有吸引力的女子。[9]虽然英语中也有用peach表示“美人儿”的习惯用法, 但并没有用桃子表示“多子多福”的寓意。当英汉两种语言中对“桃”的隐喻并非具有完全等同的认知时, 仅仅保留原语中本体形象的这种直译方法有待斟酌。
  
  例2.《唐风·采苓》共有三章, 出现植物意象的诗句有三处, 分别出现在每章之首, 第一章之首是“采苓采苓”, 第二章之首是“采苦采苦”, 第三章之首是“采葑采葑”, 下面将以第一章的译文比较为例。
  
  原诗是“采苓采苓, 首阳之巅。人之为言, 苟亦无信。舍旃舍旃, 苟亦无然。人之为言, 胡得焉?”
  
  理雅各译文是:
  
  Would you gather the liquorice, would you gather the liquorice,
  
  On the top of Show-yang?
  
  When men tell their stories,
  
  Do not readily believe them;
  
  Put them aside, put them aside.
  
  Do not readily assent to them;
  
  And, when men tell their stories,
  
  How will they find course?
  
  注释:These lines are metaphorical of baseless rumours, carrying their refutation on the face of them.The plants mentioned were not to be found about Show?yang.That any one might know, and a person, asked to look for them on it, would never think of doing so.In the same way baseless slanders might, by a little exercise of sense and discrimination, be disregarded…[5]188
  
  汪榕培译文是:
  
  I'm plucking tuckahoe, tuckahoe,
  
  On the top of Mount Shouyang.
  
  When people spin tall tales,
  
  Forget about details!
  
  Leave them aside, aside;
  
  Those people surely lied.
  
  When people spin tall tales,
  
  Their fabrication ne'er avails.[7]213
  
  这是一首劝人不要轻信谎言的诗。苓即莲, 生于水;《本草》把“苦”列为阴草类植物;葑即芜菁, 又名蔓菁, 性喜冷凉, “四面湖泽, 皆是菰葑。” (《晋书·毛璩传》) .可见这三类植物都不会生长在首阳山上。而诗中说三种植物“采于首阳”, 实为不可信的情况, 意在通过存在的矛盾之处隐喻伪言不可信的道理。理雅各译文通过注释的方式解释了三种植物意象具有的隐喻意义, 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注释明白其中暗含的奥妙之处。而汪榕培译文中对几处植物意象仅采用了直译的方式, 对大多数译文读者而言, 并不熟悉“苓”“苦”“葑”这三种植物, 更不熟悉三种植物适宜的生长环境, 也就无法理解“Plucking Tuckahoe on the top of Mount Shouyang”与“fabrication”之间的关联产生的矛盾之处以及暗含的意义。
  
  例3.《卫风·伯兮》中的第三章出现了植物意象“谖草”, 相关诗文是“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理雅各的译文是:
  
  How shall I get the plant of forgetfulness?
  
  I would plant it on the north of my house.
  
  Longingly I think of my husband,
  
  And my heart is made to ache.
  
  注释:There is a plant fancied to have the quality of making people forget their sorrows, for which purpose it were called萱草…In the Japanese plates, it is the hermerocalta Japonica, or Day lily.[6]106
  
  汪榕培的译文是:
  
  Where can I find flowers to pick,
  
  To plant behind the large estate?
  
  When I expect my beloved mate,
  
  My heart is miserable and sick.[7]113
  
  这是一首思妇之诗。诗中的植物意象“谖草”, 即萱草, 俗名金针, 亦称忘忧草。诗中说“我到哪里弄到一支萱草, 种在后庭院”.实为借忘忧草 (谖草) 隐喻对征夫的痛苦思念。历代有不少相关隐喻的表述, 如“合欢蠲忿, 萱草忘忧, 禺智所共知也”. (嵇康《养生论》) “安得忘归草, 言树背与襟”. (魏晋·陆机《赠从兄车骑》) “感激生忧思, 谖草树兰房。” (三国魏·阮籍《咏怀》之二) .理雅各翻译时巧妙地将“谖草”翻译成了“the plant of forgetfulness”, 既保留了植物意象的本体, 又呈现了隐喻意义。注释更是详细地进行了相关解释。而汪榕培译本中将“谖草”转换成了“flowers”, 植物意象概念意义和隐喻意义均不能很好的传达。
  
  通过综合对比理雅各和汪榕培的两个英译本中植物隐喻意象的翻译, 可以看出理雅各主要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 当原诗中的意象具有特殊隐含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情况下, 翻译时保留原诗中的植物隐喻意象, 并在诗末添加注释, 从而在保留植物意象的同时, 传达这些意象特有的隐喻意义。汪榕培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方法: (1) 泛化植物隐喻意象。对于部分植物意象, 汪榕培翻译时选择上义词进行泛化处理, 如将《周南·关雎》中的“荇菜”译成“water grass (水草) ”.当文化和认知差异导致译入语读者不熟悉原诗中的植物意象, 无法产生相关隐喻联想的认知时, 此种方法起到了一定的增进理解的作用, 且译文简洁。 (2) 通过直译的方式保留原语中的植物意象。据笔者统计, 对于大多数具有隐喻意义的植物意象, 汪榕培采用了第二种译法。
  
  四、《诗经》中植物隐喻英译的难点与方法
  
  《诗经》中的植物隐喻意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翻译的优劣关系到能否再现作者的审美追求和作品的艺术效果以及能否唤起译入语读者阅读时的共鸣。
  
  纵观国内外有关隐喻翻译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讨论翻译喻意和翻译形象的问题, 多局限于有关隐喻翻译技巧和方法方面的研究, 较少有人从阐释学的角度, 探讨隐喻翻译的总体效果。下文将尝试性地运用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分析理雅各和汪榕培两个《诗经》英译本中植物隐喻英译的总体效果, 存在的难点及应对方法。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出的“前见”“视界融合”[10]等哲学解释学原则, 为《诗经》中植物隐喻意象的英译评估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 尤其对我们评估翻译中的隐喻意义的理解和审美效果的传达具有新的启示。
  
  (一) 译者的前见与植物意象的理解
  
  在翻译植物隐喻意象的时候, 译者将要解决两个主要难题, 其一是要追溯原诗中的植物意象的概念意义。《诗经》中的植物隐喻意象的解读给译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主要是因为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诗经》产生的年代十分久远, 具体的创作情形已经复杂难辨, 因此对其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的考察以及这些因素对文本解读的影响和意义都难以遽下断语。[11]有些当时代的植物名称发生了变化, 并不是当今读者所熟知的植物名称了, 如“苓”“楚”等, 这种语内差异成了译者的一大障碍。其二是要挖掘出原诗中植物意象产生的隐喻意义。有些植物意象具有的隐喻意义是当时的时代和社会所特有的, 还有些植物意象的隐喻意义是中国文化特有的, 在英语文化中不能产生相似的联想意义, 如“绿竹”等, 这种语际差异成了译者的又一大障碍。这种语内和语际差异给译者的理解带来困难, 主要是囿于译者的合理性的“前见”.“前见”是伽达默尔借鉴海德格尔的术语, 是产生某种理解以前的理解, 也就是在对要理解的对象形成具体的理解之前存在的观点、看法或信息, 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他指出“不管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物, 都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现成事物', 而是’历史性的‘”[10]336, 伽达默尔提出“历史并不是隶属于我们, 与之相反的是我们隶属于历史”[10]335.前见是理解形成的基础。伽达默尔认为既有存在合理的、帮助认识和理解的前见, 也有不合理的前见, 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偏见。在理解时不能回避、消除前见, 而是依照海德格尔所说, “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以偶发其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 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处理这些前有、前见和前把握, 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10]342.由此可见, 形成合理的“前见”是译者翻译植物隐喻意象的基础。
  
  理雅各在翻译《诗经》中的大部分植物隐喻时, 都进行了直译加解释的方法传达隐喻意义。据笔者统计, 理雅各对《国风》中的24处植物意象通过加注的方式解释了隐喻意义, 并对其中的21处加注解释了概念意义, 13处给出了详细的考证依据。考证依据具体见表1.
  
  如此广泛的参考系统, 体现了译者的严谨, 成为了植物意象理解准确性的有力保障。总体而言, 理雅各译本中植物意象的翻译, 准确性较高。但也有例外之处, 如翻译“桑中”时, 他的译法有待商榷。《桑中》写到:“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墨子·明鬼》云:“燕之有祖, 当齐之有社稷, 宋之有桑林, 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依照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 上宫即祀桑之祠, 士女于此合欢。”又云:“其祀桑林时事, 余以为《鄘风》中之《桑中》所咏者, 是也。”可见, 桑中的隐喻意义是男女的约会之地。而理雅各在翻译此诗时, 将桑中理解成了一个地名, 并直接进行了音译, 译成“sang-chung”.此处译法具有争议, 是因为译者对原诗中桑中具有的隐喻意义没有合理的“前见”.相比较而言, 汪榕培译本中植物意象的翻译, 则有更多出入, 如将《唐风·采苓》中的“葑”翻译成了“cabbage”, 将《邶风·谷风》中的“葑”和“菲”两种植物意象合译成了“turnip”, 不仅两处“葑”前后译法不一致, 概念意义出现误译, 而且该植物意象在两个诗篇中具有的不同隐喻意义, 汪译也没能进行传达。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 这类的错误理解就是由于译者错误的前见导致的。《诗经》中的植物隐喻衍生于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 具有很强的文化认知背景, 在隐喻理解的最初阶段查证植物意象的相关文化背景信息也应该是极为必要的。文学典籍翻译应当重视对典籍原文的理解, 即需要对文本中出现的“物”进行严谨的名物考证。[12]正如奚兆炎所言:“翻译的目的是将原文所包含的信息准确地传达给译文的读者, 要尽可能避免草率从事和误解误译, 遇有不明白之处, 必须设法查找有关资料, 因此, 考证乃是翻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14]
  
  表1 理雅各《国风》植物意象翻译考证依据


 
  
  在翻译中华典籍里的文化因素时, 如翻译《诗经》中的植物隐喻意象时, 由于古汉语语言文化到现代汉语的语内差异, 以及汉语语言文化到英语语言文化的语际差异, 需要在认真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理解和翻译。可见, 翻译中的考证工作极为重要, 将直接影响能否积极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
  
  (二) 视域融合与审美效果的传达
  
  审美属性是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诗歌作者在构建隐喻的时候, 会通过最大程度地追求新颖性和审美性来传达对世界的理解与情感。一个别具匠心的隐喻往往隐藏着作者精心设计的意图, 使得原本平淡无奇的语言变得生动别致, 帮助呈现整个作品的主题和审美性。如果不能准确传达作者使用的隐喻意图, 就不能令读者体验原作的审美效果。如上文所述, 汪榕培在翻译《诗经》中的植物隐喻时, 大多仅直译出植物意象的概念意义, 这种翻译方法没有将原诗作者运用隐喻的审美性传达出来, 使得原作中原本生动的语言变得平淡无奇。
  
  《诗经》意象翻译实质上始终关系着两个核心问题, 其一是原诗中的意象, 其二是译入语读者心目中的意象。[13]译者作为两种语言的桥梁, 需要把从原作中获得的审美体验传达给译入语读者。因此, 在翻译包含植物隐喻意象的诗篇时, 译者在注意原诗作者要传递出的意义和意图的同时, 还要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认知水平。不同的译者有各自特有的视域, 不同时期的译者带着自己的视域去理解和翻译作品, 就形成了多样化的阐释。因此隐喻意象的翻译过程既是阐释的过程, 又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作者、译者和译入语读者都有自己的视域。当译者带着自己的视域阅读原作的时候, 他就步入了作者的视域, 并随着阅读的深入, 尝试与作者的视域进行融合。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又要充分考虑如何将自己与作者的视域与译入语读者的视域进行融合。如上文所列举的例子, 汪榕培译本中有一些植物隐喻意象, 仅仅进行了直译, 译入语读者读到这些植物意象的概念意义, 并不能产生和原语当时代读者相似的意义联想, 也就无法实现视域融合, 不能达到“传神达意”[15]的效果。
  
  在植物隐喻意象的翻译过程中要实现译者与译入语读者的视域融合, 需要运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及翻译策略。如前文所述, 理雅各在翻译植物隐喻意象时, 对相关意象进行了间接加注的方式, 解释相关意象的概念意义及隐喻意义, 比起直译的无信息补充或意义解释, 理雅各的翻译方法更能帮助读者消除语言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能更好地实现理解原诗中意象具有的隐含意义和审美价值。理雅各采用的这种间接加注的翻译方法, 也就是“深度翻译”方法的一种。“深度翻译”源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的深度描述理论, 是夸梅·安东尼·阿皮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提出来的概念。所谓“深度翻译”, 就是用评注或附注的方式力图把译文置于深厚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翻译[16], 是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在译文以外所增添的注释, 从而让源文化的信息、色彩和程度增量, 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深度翻译”具有相当强的本体意识和文化意识, 对于固定和传播语言文化于他者文化, 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17]“在当下中国政府大力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大背景下, 典籍英译应该选择的路径必然是保留源语文化特征的深度翻译, 这也是译者今后应该把握的一个大方向。”[18]中国典籍翻译中存在很多内涵丰富的文化词, 仅仅直译会导致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困难, 简单意译又容易导致源语语言文化色彩传递的缺失, 就有必要选择一种文外注释的方法, 也就是深度翻译。笔者认为在类似文本的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注重语内及语际语言、文化的变化和差异, 适当运用“深度翻译”的方法, 从而帮助英语世界的读者了解和欣赏原作中丰富的中国文化意象并理解其内涵。
  
  五、结语
  
  《诗经》中植物的隐喻意象呈现的是经过作者所处的时代及所持的特有文化过滤之后的世界, 作者独具匠心的用生活中所见的植物概念去构建特定的意义, 达到传达一定意图的目的, 增加了作品的审美性。纷繁复杂的植物隐喻意象也造成了译者翻译的困难。通过对比分析理雅各和汪榕培的两个《诗经》译本中的植物隐喻翻译的方法和优劣之处, 笔者认为理雅各广泛考证, 通过深度翻译的方法传达植物意象的概念意义及隐喻意义, 翻译方法和效果更胜一筹。在翻译类似典籍作品中的意象时, 由于受到两种文化制约, 译者需要充分考虑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历时性差异以及原语与译入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共时性差异, 通过查证的方式解决跨时空带来的差异, 力图准确理解原语中意象的概念意义及隐喻涵义。在真正了解原文的隐含意义及作者意图之后, 译者需要在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水平和期待视域的基础上, 选择深度翻译的方法, 翻译出恰当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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